挚爱学会的协和泰斗 献身期刊的医学大家——纪念张孝骞教授诞辰120周年
发布日期:2017-12-29 13:46:22 来源:信息导报 作者:游苏宁 浏览次数:

 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张孝骞        

 

              周恩来总理与张孝骞一起出席中华医学会新春联欢会

  每到岁末年初,都是总结过去并展望未来之时。在即将与2017年挥手作别之际,回眸中华医学会百年的艰辛发展历程,更加缅怀那些为学会发展勠力同心、和衷共济的先哲们,其中挚爱学会的协和泰斗张孝骞无疑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本期杂志付梓之际,恰逢张老120周年诞辰。作为一位仅与张老有过几面之交的晚辈,通过潜心阅读有关书籍和查阅历史资料写下本文,以纪念这位献身学会的医学大家。  

挚爱学会的协和泰斗

  中华医学会作为蜚声中外的学术团体,经过逾百年的发展,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医学名家诞生的摇篮。翻开发黄的档案,重温那些永载医学史册的经典之作,遥想筚路蓝缕的初创艰辛,回忆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先辈们对学会的杰出贡献跃然纸上。他们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学识渊博、医术精湛、治学严谨、业绩卓著,而且都表现出以学会为家、与学会共荣辱的不释情怀。作为一位挚爱学会工作和以办刊育人为己任的医学大家,张孝骞的一生与学会工作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杏林大家中的翘楚。回溯历史可知,他从19302月就开始参加中华医学会的活动,19389月就任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贵阳支会副会长,193910月任会长。在1950年学会召开的第16届理事会上,张孝骞当选为常务理事;在学会第17届和18届代表大会上,他连任常务理事。除了学术交流之外,张老的政治生涯也与学会密切相连。195512月,学会党组向中央统战部上报拟增补张孝骞为全国政协委员,学会的鼎力推荐为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长期参政议政提供了舞台。鉴于张孝骞的杰出贡献,1962年,学会邀请他与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等领导一起出席中华医学会新春联欢会。他在政协服务多年,一直恪尽职守地履职,尤其关注医学教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仅提出了“对医学教育改革的建议”,在《健康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医学教育中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和“改进医学教育、加速人才培养”的文章,而且为了坚持真理上书中央,为恢复我国医学的精英教育、培养领军人才呕心沥血。作为学界楷模,坚持治病救人、教书育人而不开业行医赚钱是他毕生恪守的职业道德,就是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他也率领全校师生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办学,在战火纷飞中保全了湘雅医学院。他不仅长期担任学会的常务理事,而且参与创建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并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80129日,中华医学会消化系病学会在广州成立,张孝骞被推选为首任名誉主任委员。在张老行医60周年的庆祝会上,中华医学会辽宁分会送来了给予他极高赞誉的题诗:鞠躬尽瘁六十秋,学海浩荡占鳌头。医高济众蕃桃李,有如江河万古流。尽管早已功成名就,但张老常以“远行必自尔,登高必自卑”来警觉和激励自我,生生不息,老而弥坚。他在晚年依旧关注学会的发展,在米寿之年仍出席庆祝中华医学会成立和《中华医学杂志》创刊70周年大会,并发表了题为“为医学昌明做出新的贡献”的讲话,指出一个学会的实力基本上是取决于会员的人数和会员参加活动的热情,建议学会要注重发展会员并增强凝聚力。窃以为,这些有真知灼见的肺腑之言,时至今日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献身期刊的医学大家

  有人总结认为,张老这位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大医,一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刻苦学习,终生实践,永无止境地攀登医学高峰;二是孜孜不倦地为国家培育医学人才。窃以为,其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人才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医学界的有识之士就深感专业杂志的重要性。在1915年《中华医学杂志》创刊之时,首任总编辑伍连德就发表了题为《医学杂志之关系》的发刊词:觇国之盛衰,恒以杂志为衡量。杂志发达,国家强盛。回眸张老的一生,作为献身中国医学期刊的协和泰斗,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回溯史料可知,他一以贯之地献身期刊工作,从已知天命的初尝、经过殚精竭虑的付出,直到鲐背暮年后羽化西去之际,他参与并主政《中华内科杂志》近40载。1950年《中华内科杂志》的前身《内科学报》创刊时,张老就担任特约顾问。从1953年《中华内科杂志》创刊伊始,张老就在编委会中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1955年,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傅连暲盛情邀请张老主政《中华内科杂志》,从此他就一直为杂志倾情奉献,其中两届任副总编辑、两届任总编辑。1962年,在张孝骞诞辰65周年之时,中华医学会专门发贺信称赞他主编的《中华内科杂志》为“学术讨论的园地,成绩显著”,并对他所作出的贡献深表谢意。张老一生与期刊难舍难分,直至1987年驾鹤西去之时,依旧担任着该刊第五届编委会名誉总编辑。张老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内期刊的发展,他医学生涯中的许多重要文章都首发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从1926年开始,他的主要代表作就陆续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中华医学杂志》上。作为总编辑,坚持杂志的学术导向、引领学科发展一贯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963年,他就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了“重视医学遗传学的研究”一文;1965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在临床工作中学习和应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体会”;1981年,他为《中华消化杂志》创刊发表了题为“我国消化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发刊词。正是以张老为代表的历代先哲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实至名归地成为我国医学界“成就事业的沃土、人才脱颖的摇篮”。

  笔者于1985年从医学院校毕业后,职业生涯起源于《中华内科杂志》。在这里,笔者有幸结识了以张孝骞、翁心植、罗慰慈、王海燕为代表的中国杰出的内科学大家,并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为他们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无私的奉献和执着的追求精神深深感动,并通过耳濡目染的教诲而获益良多。在张老主政期间,他通过办好期刊,不遗余力地倾心为会员和广大医务工作者搭建了学术交流的舞台,为展示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园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专职编辑,作为《中华内科杂志》的总编辑,张老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对刊登的每一篇稿件都要亲自审改,工作量可想而知。秘书和家人都劝他不必如此,他却认真地说:“当然要如此,这叫负责。”但当作者们对他的无私帮助表示感谢时,他却总有一个古怪的回答:“哪里是无私,我明明有私。我一个人所见所思有限,所以总是毫不客气地将你们的经验和收获据为己有。你们说无私,我看顶多是统筹兼顾。”从其日记中可见,1984年10月,年近九旬的他还花了2天的时间抱病亲自为《中华内科杂志》写了1000字的发言稿,凸显了他对期刊的挚爱。纵观张老的一生,他以自己毕生的办刊实践,无愧于提掖后学、甘为人梯、诲人不倦、恪尽职守之总编。对今日中华医学会已经打造出的中国医学期刊的航母功不可没,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身谢道显且弦诵不绝

  作为一位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医界泰斗,张老留给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临床经验。张老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罕见的“南湘雅、北协和”融合的典范。他始终心系病患,毕生没有离开临床。他坦言: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实际上是一门应用自然科学。他热爱教学、推崇科研,但终生不脱离临床。他认为医、教、研三者中,医应该居首位,医是教和研的基础,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直接工作,因此一定不能重研轻医。对于维护大查房,他有着圣徒般的执著。据远在美国的蔡强教授回忆,当年张老有可能是唯一有权在协和任何科室查房的教授,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应邀到各个科室查房。蔡强有幸陪伴他老人家在人生最后几个月进行查房,亲眼目睹了他以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帮助解决了数不清的疑难病症。张老在日记中多次痛心地抱怨20世纪80年代协和学术气氛的冷淡,记录了随便取消临床大查房等不重视临床实际的不当举措。张老坚信,社会科学和临床医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与疾病斗争是医生与患者的共同任务,他们之间战友般的关系是决定在这场“战役”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其关系的好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医生的品德和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与合作。他非常推崇“向患者学习”这一观点,因为病生在患者身上,患者的感受很重要,所以不能把患者当作被动的工作对象,要重视、发挥患者在诊断中的作用。张老告诫我们,学习和服务是分不开的,医疗态度不好就不可能有好的医疗技术。临床工作中,最高原则就是将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待患者要有深切的同情心、严谨负责的医疗作风以及细致耐心的科学态度,这就涉及医患关系、服务态度、医德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每一位临床工作者深思和身体力行。张老指出,书本上记载的只是各种疾病的抽象概括,远不能代表具体患者千差万别的病情,“尽信书不如无书”,医书也不例外。超过50%的病例应该能从病史中得出初步诊断或诊断线索,单纯通过体征得到诊断的疾病有30%,单纯通过化验检查得到的诊断不过20%。现代化设备,只有与医生对患者的直接观察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他尤其提醒我们在临床诊断中不要对原有的诊断“恋恋不舍”,一定要承认对诊断不能固定化,因为疾病并没有固定。他讲过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因为患者的情况不同,同一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临床医生要把自己的基点放在认识每一位独特的患者身上。”从他的毕生实践中可知,精湛的医术、渊博的学识只能来源于长期的临床实践和多年的刻苦学习。

   据方圻教授回忆,张老一生别无所好,唯一的喜爱就是诊视患者,对患者追踪观察、查找文献资料,反复地思考和推敲。从医60多年,他以丰富的学识、宝贵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和幸福。通过自己繁重而又平凡的临床实践,为祖国的临床医学写下一部惠及千秋的“无形的巨著”。作为一位历经了新旧时代的名医,张老对祖国的挚爱体现在具体行动上,无论进修、探亲,他一生五度赴美,但始终心系祖国,每次都按时或提前返回祖国。张老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终于在耄耋之年完成了从一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逐步过渡到爱国主义者、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飞跃。为了表彰他对祖国医学的杰出贡献,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不仅邀请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而且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55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生物学部委员,1992年国家邮政部门发行的第三组《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中,张孝骞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入选。张老仙逝后,国家为这位毕生行医的旷世奇才在八宝山举行了公祭,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到会追悼或送花圈挽联。一位“只做平凡事、皆成巨丽珍”的医生获此殊荣,实属少见,但对张老来说应是实至名归,因为他不仅是源于平凡的杏林大家,更是卓尔不群的人中骐骥。追悼会大堂正面的挽联高度概括了其伟大的一生: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为蚕作丝,待患如母,兢兢解疑难。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功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宏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在张孝骞教授12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在深切怀念他的同时,追思他对学会和期刊的卓越贡献。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尽管张老已经辞世30载,但身谢道显,他崇高的思想境界、执著追求事业的精神、深邃的学术思想、卓越的管理才能、脱俗超凡的人格魅力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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